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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里巎巎简介,康生生平简历

2019-11-14 17:58

康同薇,出生广东南海,是康有为的女儿,曾从事新闻工作、翻译,担任过维新派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的日文翻译、撰稿人,还曾创办《女学报》,是很有才华的女子。康同薇与康有为的弟子麦仲华结婚,生育子女较多,于1974年逝世。人物生平 教育 康有为认为“欲窥孔子之学者,必于《春秋》”。后世之所以进步,变乱之所以减少,是《春秋》思想发扬的结果。《春秋》微言大义,包涵了孔子改制的思想。在阐释《春秋》经义的典籍中,有古文经学派的《左传》和今文经学派的《公羊传》、《榖梁传》三家。康有为信服今文经学派,他说《左传》但为鲁史,不传经义,要想把握孔子改制思想的奥义,还要从《公羊》、《榖梁》二传入门。为了还《国语》之原貌,需要一番审视甄别,去伪存真的功夫。而这个很有意义的学术任务由康同薇承担。这要有渊博的学识和极大的耐心,也是一项繁重的文字工作,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来说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据说这项工作做了十多年,直到1911年才有眉目。此外同薇还以二十四史为根据,编辑整理《各国风俗制度考》,作为她父亲从事维新变法的参考,并以此验证社会人群进化的道理. 成长 康有为非常关心女儿的成长,同薇看什么书,学哪些科目,都得到他的悉心指导。在康有为的理想中,同薇最好做个报馆主笔或编辑记者,成为一个知识女性;而同薇确实是朝这一方向发展的。为了当报馆主笔,她发奋阅读,不断练笔,写出的文章很有气势。1897年2月22日《知新报》在澳门创办,同薇真的成了一名记者。由于她掌握了英、日两门外语,因此又做了兼职翻译。《知新报》极力宣传康有为的维新主张,鼓吹变法理论,评议时政,报道中外近事,介绍西学,是维新派的重要宣传阵地。康同薇在《知新报》第三十二、五十二册上发表的《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女学利弊说》等论文有相当见地,是她的维新变法思想的代表作。 工作 1897年2月22日,维新派在澳门创办《知新报》作为华南宣传阵地。《知新报》创刊后不久,康同薇就担任该报的日文翻译并参与撰稿。据《知新报》第32册的《本馆告白》(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1897年9月26日)向读者告知近几期《知新报》的日文翻译由康同薇担任,“近刊之日本报大半为南海先生之女公子康同薇所译,揭之于此以免掠美。”①由于告白没有声明康同薇是正式的日文翻译,这可能同康同薇代替暂时离开的日文翻译,到了第43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年2月11日)康同薇就开始完全接替《知新报》日文翻译山本正义,“本馆去年所聘之日文翻译山本正义、英文翻译陈君焯如皆已因故自行辞去。嗣后所译日文拟请南海康文亻间女史任之,其英文翻译则添聘香山容君廉臣与旧聘之新会周君灵生总其事。此布”②。据笔者统计,她的日文资料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日文报纸:日本《内阁官报》、《东京日日新闻》、《长崎新报》、《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时事新闻报》、《东京时事西文报》、日本《时事新报》、日本《太阳报》、日本《新闻报》等。 除了在《知新报》担任日文翻译外,康同薇还是该报的撰稿人之一,她的《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女学利弊说》分别发表于《知新报》第32、52期期首。她的文章用一气呵成的排比句式、古今中外纵横对比的写作手法表达了她要求变法以“振士气”、兴女学以强国的强烈愿望,观点明确,有理有据,显示了较深的文字功底与深厚的知识积累,与当时《知新报》的其他撰稿人的水平不分伯仲。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康同薇至少在1897年9月26日已经参与《知新报》的工作,到1898年2月11日开始成为该报的正式人员,这些新闻活动均早于裘毓芳在1898年5月11日开始《无锡白话报》的活动。因此,康同薇应该是中国第一个女性新闻工作者。 思想 在《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中,她提出了什么是“士”的标准和“士气”与国家民族兴衰的关系,强调“士”要爱国救国,担当起其应该担当的责任。接着她引证中外事例说明“士”盛则其国强,“士”寡则其国弱的道理,认为中国积弱积贫,数十年变法而不强的原因就是由士习的积弊造成士气不振。所以她呼吁要像公车上书那样,激励士气,合天下之士气,专心国事,中国必可救,国家必能强。在《女学利弊说》中,她介绍了欧美国家的女子教育情况,阐明女子教育与国家强弱之间的关系,提出“遍立小学校于乡,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义,略通书札,则节目举矣;分立中学校于邑,讲求有用之学,大去邪僻之习,则道德立矣……”可以说,康同薇对中国女子教育的重视和对女学的精辟论述,在近代教育史上有先导作用。1898年7月,康同薇在上海与梁启超夫人李惠仙等共同创办了《女学报》,这是中国最早由妇女主办的以妇女为阅读对象的报刊,其开创意义不可低估。 在庚子勤王的那些日子里,康同薇是父亲在香港的全权代表。从康有为写给女儿同薇的多封信中可看出,大到勤王大业的成败,小到家中琐事的安排,他都与同薇商量,并交她去做。康有为听说有人在香港报纸上撰文攻击他,立即写信叫同薇去见港督夫人,为自己辩护。八国联军攻陷京城后,他想假列强之力迫慈禧下台,于是告诉同薇:“吾党欲再起,万不可使其速和,汝暇可多作文,交香港《士必报》,言若那拉再临朝,诸贼柄政,必再杀西人云云以耸之。”同薇发挥自己的文字特长,不断撰文,配合父亲作舆论宣传。麦仲华与康同薇 1899年同薇与麦仲华在香港成婚。 麦仲华是康有为的弟子,字曼宣,广东顺德人。麦仲华曾留学英日,学贯中西。康有为对这个女婿很满意,他常写信给同薇,让她照顾好麦家。但也有误解的时候,麦仲华疾恶如仇,思想有些激进,戊戌维新失败后,他和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等人一起主张放弃保皇实行革命,这等于是背叛康有为。弟子中也有继续保皇的,如罗普。罗普的妻子是麦孟华的妹妹。有一天康有为见到儿女亲家麦柏君,半是生气半开玩笑地说:“你有眼睛,选到一个好女婿。我无眼睛,选到一个不好的女婿。”康同薇的子女 康同薇与麦仲华生了好几个子女。康有为在有生之年没能抱上孙子,外孙外孙女却有一群。他对外孙们很是疼爱,一些外孙干脆由他供养上学。大外孙麦健曾一周岁生日时,远在南洋的外公欣然赋诗,表达自己的关爱和对第三代传人的企盼。人物评价 在百日维新的日子里,康有为最为得意的事情莫过于昼夜奋笔疾书,向光绪帝进呈变法理论著作《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其中《日本变政考》最为重要,变法内容、变法步骤及变法纲领都包含在这一著作中。皇上频频地催要,康有为快速地编写,“一卷甫成,即进,上复催,又进一卷”。这本引起光绪皇帝极大兴趣,忙得康有为不可开交的著作,与康有为长女康同薇的数年劳动分不开。正是她根据父亲提供的大量日文资料,将其译成中文,才使父亲得以集多年之力完成此书。

康里巎巎,回族人,元代著名少数民族书法家,与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齐名,故有“北巎南赵”之称。康里巎巎的代表作有《谪龙说卷》、《李白古风诗卷》、《述笔法卷》等,行草书法成就最高,其行笔迅捷,线条极为流畅,风姿疏展挺拔。康里巎巎的书法对元末明初的书坛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书法艺术的延续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人物生平 康里巎巎,元成宗元贞元年-元顺帝至正五年(1295——1345),享年51岁,中国元代书法家。字子山,号正斋、恕叟,又号蓬累叟。西域康里部色目(元代属钦察汗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人。曾任礼部尚书、奎章阁大学士。博通群书,擅楷、行、草等书体,师法虞世南、王羲之,善以悬腕作书,行笔迅急,笔法遒媚,转折圆动,自《李白诗卷》成风格。有墨迹《颜鲁公述张旭笔法记卷》、《谪龙说卷》、《渔父辞册》、《柳宗元梓人传》、《临十七帖》、《李白诗卷》等传世。 康里巎巎曾任礼部尚书、奎章阁大学士,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以书名世。幼年时在皇家图书馆受过充分的汉文化教育,后来做过文宗和顺帝的老师。他是个廉洁、正直的大臣。子山书正书学虞世南、钟繇,行草宗羲献。草书犹得钟王笔意,劲圆毫雄,极具个人特性。其学书极其用功,传云可以“日写三万字”三倍于松雪道人之“日书万字”,的确令人惊叹!《元史·本传》云:“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啻金玉。”书与赵孟俯、鲜于枢、邓文原齐名,世称“北巎南赵”。他的成就主要在行草,代表作有《谪龙说卷》、《李白古风诗卷》、《述笔法卷》等。 巎巎之仕履、生卒,《元史》卷一四三〈巎巎传〉:“巎巎幼肄业国学,博通群书。长袭宿卫”。“始授承直郎、集贤待制,迁兵部郎中,转秘书监丞”。“改同佥太常礼仪院事,拜监察御史,升河东廉访副使,未上,迁秘书太监,升侍仪使。寻擢中书右司郎中,迁集贤直学士,转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拜礼部尚书,监群玉内司”。“迁领会同馆事,尚书,监群玉内司如故。寻兼经筵官,复除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未行,留为奎章阁学士院承制学士,仍兼经筵官,升侍书学士,同知经筵事。复升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知经筵事,除浙西亷访使,复留为大学士,知经筵事。寻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知经筵事,提调宣文阁、崇文监”。“既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复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时中书平章阙员,近臣欲有所荐用,以言觇帝意。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巎巎,不复荐人。至京七日,感热,疾卒,实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出任“秘书监丞”、“秘书太监”,分别在延佑七年七月、泰定二年八月。巎巎之授“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应在元统元年十一月。而“奎章阁侍书学士”之莅、“翰林学士承旨”之初莅,则分别在后至元元年十一月、至正二年七月之前。巎巎在官值得称道的“政绩”,见有反对撤消“奎章阁学士院”和建议恢复科举、修三史以及行乡饮酒于国学、褒赠唐、宋贤士等。此外,他还曾在“南坡之变”以后,以在任“监察御史”,与丁哈八失、许有壬等一起上书论列铁失等“逆党”罪恶。在顺帝索观图画时,巎巎进行了“因事制宜”的“讽谏”。康里巎巎书法 康里巎巎的字既有很深的功力,又有劲健清新、纯净洒脱的神韵。从王字起家,又吸收醉素、张颠的狂放,孙过庭《书谱》的俊秀,形成个人风格:行笔迅捷,线条极为流畅,字形较长,风姿疏展挺拔。自谓一日可写一万字,未尝以力倦而辍笔。流畅是一种特殊的美,流畅而不浮滑,更显出康字的深厚功底。 康里巎巎博通群书,擅楷、行、草等书体,师法虞世南、王羲之,善以悬腕作书,行笔迅急,笔法遒媚,转折圆动,自《李白诗卷》成风格。他是个廉洁、正直的大臣,字也写得爽利干脆,用笔速度较快,往往在最后一笔用力一挑、或一顿,这样难免显得有些刻露-他的成就主要在行草。他的正书师法虞世南,行草书由怀素上追钟繇,王羲之,并吸取了米芾的奔放,在当时趋赵孟俯妩媚书风的情况下,能创自己的艺术道路。明代解缙说:“子山书如雄剑倚天,长虹驾海。” 康里夔夔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杰出书法家特立于书坛,留下的墨迹不多,有行草书《唐元缜行宫诗》,转折圆劲。其《渔夫辞册》、《草书述笔法》确有唐晋风度。所写的李白《古风第十九首》诗,字体秀逸奔放,深得章草和狂草的笔法。有墨迹《颜鲁公述张旭笔法记卷》、《谪龙说卷》、《柳宗元梓人传》、《临十七帖》等传世。康里巎巎《杂诗》 《中国历代法书墨迹珍品原色放大系列:康里巎巎(原色放大·全彩色高清珍藏本)》内容简介:本系列书是《中国历代法书墨迹珍品原色放大系列》,收录各名家的彩色放大全本,并附释文及评析文章,是目前国内第一本忠实于原帖的原色放大字帖。适合不同层次的书家,书法爱好者临摹、学习。装帧典雅,印刷精美,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中国历代法书墨迹珍品原色放大系列:康里巎巎(原色放大·全彩色高清珍藏本)》为康里巎巎《杂诗》。人物评价 关于康里巎巎的书法,元史记载他“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啻金玉”。《书史汇要》甚至说,元朝以书名世的,赵孟俯之后,便无人能比了。从康里巎巎流传至今的墨迹来看,这种评价不为过誉。

康生原名张宗可,是诸城名门之后,也是文革主要成员、林彪江青发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革命岁月中,康生长期从事秘密战线工作,文革中扶摇直上,担任过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等重要职位。康生于1975年逝世,文革结束后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骨灰也被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康生出生书香世家,书法堪称优秀,有人说康生其人虽废,其字流传。人物生平 1898年生于今山东诸城大台庄(1946年之后划归新立县胶南,后者于2012年12月1日与黄岛区合并为新黄岛区)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其家族为名门望族,祖父张鸿仪曾为贡生。13岁时因与群党在村里殴斗,因而遭父亲禁闭。后来在友人协助下到青岛礼贤中学学习。 1914年去青岛礼贤学校学习。 1917年,因家中受土匪抢劫,其兄因而遇害,后举家迁往诸城县城。 1918年结业后,在诸城高小任教。五四运动后接受新思想。 1920年,到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后赴诸城县立高等小学讲授。 1924年,康生赴上海大学学习,并改名张溶,康生自称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却找不到确切的入党介绍人,此间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曹轶欧;五卅运动时,参加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不久任上海总工会干事。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工作与领导工人运动。参加了“五卅”运动罢工委员会的工作,是1926年至1927年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在上海工作期间,任上海总工会干事,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等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长。 1926年任上海大学特支书记。同年冬至1928年,先后任中共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初,调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 1927年春夏之际,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康生转入中共地下工作。 1928年下半年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参与上海中央特科领导工作,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职工部部长。九一八事变后被指定参加临时中央的工作,主管工会、交通等,这一时期他拥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1933年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工作。1934年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1933年,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于7月去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并在列宁学院学习。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5年11月,被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 1936年,他在中国留苏学生中开展“镇反肃托”运动,打击迫害了一些好的共产党员。 1937年回国后,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社会部长、中央情报部长、中央组织委员会副书记。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七大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华东局第二副书记,山东分局书记。 1938年1月1日,他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无中生有地说陈独秀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 拿日本津贴,造成很坏的后果。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 1942年春,中国共产党开展全党整风运动。中共中央政治局设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康生提出“整风——审干——肃反”的公式,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 ,制造了一大批的冤假错案。 延安整风运动中,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参加领导整风学习,1943年7月,和毛泽东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把大批同志打成“特务”、“叛徒”和“敌探”,由于中共中央及时发现,使这一错误得以纠正。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6年冬至1948年春,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采取了许多“左”的做法,给土改工作造成了损失。 1948年至1949年任中共山东大鲁南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 1950年后长期养病,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曾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做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他捏造罪名,打击、诬陷、迫害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1969年,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0年9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 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5年12月16日,康生在北京病逝,中共中央在当时发布的讣告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的批语》,把他开除党籍,并撤销悼词;后中央组织部决定,将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后来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康生书法 著名文物鉴赏家、前清翰林院编修陈叔通认为,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分别为: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据说陈叔通家中曾藏有康生手书的真草隶篆四条屏。另外明朝著名文人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据考明天启丁卯年刻本世间只有四部,两部在日本,一部在大连图书馆,康生不知用何种办法搞到一部,并亲自校订。该书共缺佚70余处3670字,全由康生仿宋体木刻字补之,并用“康体”写了详细的说明并附于书中。几千个小楷字从头至尾无一懈怠,确实功力不凡。 据说康生还送给刘少奇一面十四折扇面,两指间宽,竟用蝇头小楷誊抄了整整一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更为称奇的是,康生还能双手写梅花篆字,他经常左右开弓,或竟用左手,故常以“康生左手” 落款。对于自己的书法水准,康生也是相当自负的,据说他曾经放言:“郭沫若那字,也叫书法?我夹根木棍也比他写得强!”此言虽属狂语,但平心而论,与康生的字相比,郭沫若的书法确实显得俗媚了些。 不仅如此,康生还精鉴赏,通篆刻,擅绘画,他常用“鲁赤水”的名款作画,这三个字与齐白石的名字字字相对,似有与其争锋之意。 康生,其人虽废,其字流传。也许,中国书法史上要留下他的名字。康生的子女现状 康生与胶南市的地主陈玉桢之女陈宜结婚,并诞下女儿张玉瑛,儿子张子石。其儿子张子石在山东隐居直至去世。康生是一个惯于观察形势、搞政治投机的人。康生把他过去和王明在上海临时中央时一起干的坏事,统统推到了王明身上。 1915年,在康生17岁时,在父亲安排下,康生与胶南市的地主陈玉桢之女陈宜结婚,并诞下女儿张玉瑛,儿子张子石;后续娶曹轶欧(曾任康生办公室主任、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起被撤销职务,但未被开除党籍,1989年康生逝世。其儿子张子石曾任浙江省杭州市市委书记,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后来在山东隐居直至去世。人物评价 康生是中共早期党员,曾经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时,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煽动“烧、杀、抢、夺”等,煽动武斗,迫害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以及广大知识分子,制造大量冤假错案,成为千古罪人。 1980年,中共中央鉴于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并公布其罪行。 师哲著有《师哲回忆录》全面记述了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康生的所作所为。 康生是把江青从演艺界领到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曾经是康生秘书的匡亚明有过一个说法,他说:“康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思想‘左’,但要说他存心反党,是不可能的。不能把人说得那么坏。”他还回忆:“我到延安不久,康生送给我一首诗:‘故人不相见,相见依如故。威武不能屈,挥之不能去。’那时康生刚从苏联回来。师哲在文章中说,康生赠诗戏弄我,事实不是这样的。这首诗是不错的。康生左手右手都能写字。康生的这首诗,‘文革’中不知弄到哪里去了。”(王春南:《听匡亚明校长忆往》) 康生是怎样的人?以发生在匡亚明身上的事实来说明,那就是:“康生在历史上曾对匡校长(匡亚明后为南京大学校长)施以援手———上世纪30年代,匡校长因反对极‘左’的做法,在上海遭遇执行左倾路线的人的暗枪,差点献身,康生为他说了话,使他得以免除左倾分子的继续追杀”,然而在“文革”中,康生却对匡亚明落井下石,使其受到迫害,吃尽苦头。那么,“纣之不善,莫如是之甚也”这句话,对于康生不是也可以适用的么?有一美国记者给康生的评价中有一句话:他是人间阎王。 康生极善收藏与文物鉴赏,特别喜欢收集古代砚台等文房四宝和善本书,其本人尤其擅长书法、绘画和戏曲,与艺术界人士也多有往来;他与郭沫若就互称“郭老”、“康老”;文化大革命抄家盛行期间,收获甚丰,掠夺的图书达34000多册,文物5500多件——从而变相地“保护”了一些珍贵的文物艺术品。 “文革”结束后,康生收藏的文物曾在景山公园公开展览,令人叹为观止——但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回忆录则否认“康生窃取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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