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 > 中国史 > 什么是总集,写于余冠英先生诞辰110周年前夕

什么是总集,写于余冠英先生诞辰110周年前夕

2019-12-25 09:50

余冠英先生是着名的文学史家,也是当代成就最高的人文学者之一。余先生学生时代喜欢创作,常用“灌婴”等笔名发表散文、小品和新诗,已引起文坛的注意。吴组缃认为他是最能代表清华园文风的作家,说他的委宛冲淡处近于朱自清,轻快趣味处像周作人、俞平伯,而纤巧绮丽处则是他自己的。1931年余先生从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此后一直专门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1945年起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为研究员,一度任副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在谈到古代文学典籍的时候常常会碰到“总集”这个术语,例如说《昭明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或者说《楚辞》因为地位特殊,在《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中单列一目,排在别集和总集之前。那么,什么是总集呢?

《世说新语》是中国古代最着名的经典之一。这是一部真正的奇书,全幅记录了汉末至晋宋之交士族名士的言行与精神风貌,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宗教、文学、美学等几乎所有的领域,加上“记言则玄远冷峻,记事则高简瑰奇”,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备受历代读者的喜爱。有些书可以陪伴一时,有些书则能陪伴一生。《世说》就是一部能陪伴你一生的书。

余先生的着作有《汉魏六朝诗论丛》《古代文学杂论》两本论文集,上世纪六十年代主持编撰了文学研究所三卷本的《中国文学史》,是全书的总负责人和上古至隋这一部分的主编。新时期以来,又担任十四卷本《中国文学通史》的主编。这两套文学史乃是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具里程碑式意义的重大成果。由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撰的《唐诗选》也是在他主持下进行的。

可以用两条边界线来划定总集的范围,其一,它乃是书籍之四部分类中“集”部的一种;其二,它是相对于“别集”而言的,其中包含着不止一人的作品。

《世说》初看有趣好读,多数故事也不难懂,其实,要弄清故事的来龙去脉,了解人物之间的关系,理解他们的言行举止、风度韵致的审美意义,并不很容易。更有一些只言片语,不成故事,不知背景,十分难解。可以肯定,《世说》简略语言的背后,还有不少未发之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世说》的字词训诂、职官、天文、术数、名物方面的知识,可以借助目前流行的《世说》通俗读物就可解决,不必过多注意。但《世说》的主要内容,它的经典意义何在,是必须要理解的。古今《世说》研究者一般认为,《世说》之名源于汉代刘向的《世说》。刘义庆《世说》既然很早就称为“新语”或“新说”,那么,它与旧《世说》相比,必定是一部新经典,有新内容、新思想、新精神。显而易见,理解《世说》之“新”在何处,是读懂《世说》的关键。

更为一般读者所知的是出版比较早、由余冠英先生个人署名的几本古代诗歌的选本:《诗经选》《乐府诗选》《三曹诗选》和《汉魏六朝诗选》。这些书原先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陆续出版的;现有中华书局2012年的新印本,均以余先生生前的最后修订本为底本,印刷和装订都相当朴素而考究。

别集是某一作者个人作品的结集。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云:“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自闾里,赋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于其徒,则其说亦遂止于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着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相如辞赋,但记篇目,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迄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着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这话大体是对的。“集”的出现晚于“经”“史”,也晚于“子”;大约总要到东汉,为个人编集子的办法才开始出现,魏晋以后此风渐盛,例如曹植就曾为自己编过文集,据其《前录自序》可以知道,这部《前录》收录了七十八篇辞赋,是从更多的作品中经过筛选删定而成的,可惜现在看不到了;既有《前录》,应当还有《后录》,现在更看不到。曹植死后,他的侄儿魏明帝曹叡于景初中下诏云:“陈思王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手,诚难能也。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皆削除之,撰录植前后所着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这里特别提到“前后”,可知即使曹植本人未及编定其后期作品,也已由官方给他编定了,但一共只有百余篇,大约许多不利于其父曹丕和他本人的作品,如《七步诗》等等都被淘汰掉了。这就是所谓“寓禁于编”。

约略言之,《世说》之“新”,首先是记录、刻画了一群新人物。记录汉末之后的名士言行,刻画并赞赏他们的风韵神貌,是这部新经典的核心内容。《世说》全书三十六门,其中《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夙惠》《豪爽》《容止》《伤逝》《栖逸》《任诞》《简傲》等重要篇目,都与人物品题及鉴赏有关。追溯人物品题的风气,古已有之,至汉末大为流行。两汉儒学占统治地位,选拔人才采用察举和征辟,道德操守和学问高明,是评价人物的全部标准。在《后汉书》中,道德高尚或经学高明的人物为乡论赞许,并获得仕进之途,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世说》也记录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物,例如《德行篇》说:“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李元礼的志节风度,显然属于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的儒家理想人格。《世说》所记的汉末人物大致有二类,一类如陈寔、荀淑、陈蕃、李膺、范滂、郑玄,都属于道德人格的范型。一类如徐孺子,识鉴清明,远离政治,超世绝俗,堪称魏晋人物的先驱,标志着新士风的萌芽。刘义庆编《世说》,往往始于汉末人物,这有深刻用意,意在揭示魏晋新风多源于汉末,体现出清晰的历史发展观念。所以读《世说》,不能忽略汉末大名士的人格范型。所谓魏晋风流,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由汉末的人文精神变化而来。

在这几部书中《乐府诗选》是解放后最早出版的古代文学作品选读本,书中出于余先生研究心得的新意很多,行文深入浅出,是公认的经典性选注本。该书前言中又有从中国文学史全局着眼的大议论道:

等到“别集”即个人的文集多起来以后,一般读者来不及看,这就需要编撰一些将许多人的作品各选一些精华集合而成的“总集”。这种选本比较早的有西晋挚虞编撰的《文章流别集》,他又为作家们立传,则称为《文章志》。《晋书》本传载:“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着录《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史部簿录类另有《文章志》四卷。到这时《文章流别集》多出十一卷,当是后人有所续补;又将原先附见于《流别集》中“论”的部分抽出来与他的《文章志》合编为《文章流别志论》;而《文章志》仍然有单行者。挚虞编撰的这些书早已亡佚,从传世的遗文看去,则正如刘师培所说,“志者,以人为纲者;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作家论、文体论从此成为古典文论的两大热点。稍后另一位编辑总集并有所议论的名人是东晋的李充,他所编撰的《翰林》乃是类似《文章流别集》的大型选本,而其中“论”的部分单列出来称为《翰林论》,则近于《文章流别志论》,现在还能看到一些遗文。

由两汉道德范型的人物品题,转变为个性至上的人格鉴赏,是魏晋人文精神发生的最大契机。前者注重人物的道德、节操、学问,后者赞赏人物的个性、气质、风度、神韵。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汉魏之际的社会巨变,儒家思想失去统治地位,道家、刑名家思想中兴,以及随之而来的玄学兴起。由此思想解放,个性得到尊重,士风发生极大的变化,人文精神焕然一新。《世说》中的《雅量》《识鉴》《品藻》《栖逸》《任诞》诸篇,集中反映了魏晋人物鉴赏的风气之盛,以及所谓“魏晋风流”的内涵。胸襟洒落,神韵悠然,性无喜怒,宠辱皆忘,高情远致,识量清远,处变不惊,举止闲雅,栖迟衡门、放浪形骸……皆是魏晋风流名士的特征。人称《世说》是名士的教科书,此书最有趣味,最令人遐想的地方,就在于记录并刻画了众多的风流名士,这些新时代的新人物表现出来的奇情异彩,令后人惊叹不已。

《诗经》本是汉以前的“乐府”,“乐府”就是周以后的《诗经》。《诗经》以“变风”、“变雅”为菁华。“乐府”以“相和”、“杂曲”为菁华。主要的部分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里巷歌谣。都是有现实性的文学珠玉。诗经时代和乐府时代隔着四百年,这四百年间的歌声却显得很寂寞。并非是人民都哑了,里巷之间“饥者歌其事,劳者歌其事”还是照常的,可不曾被人采集记录。屈原曾采取民间形式写出《九歌》、《离骚》等伟大诗篇,荀卿也曾采取民间形式写了《成相辞》,而屈、荀时代的民歌却湮灭不见,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因此我们更觉得汉代乐府民歌能够保存下来是大可庆幸的。

《文章流别集》《翰林》一类早期的选本性质的总集后来都失传了,而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撰的《文选》岿然独存,并完整地流传至今,由于其中所选作家的个人的集子几乎都亡佚了,于是《文选》就成了人们了解和研究萧梁中期以前文学最重要的典籍。研究《文选》后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文选学”,简称“选学”,至今仍方兴未艾。

《世说》之“新”,其次是记录的学术之新,思想意识之新。两汉经学鼎盛,至汉末社会大动乱,经学自身也走到小言破道,繁琐僵化的地步。社会坍塌,礼教松弛,经学无用,思想解放,士风通脱,这一系列的变化,促使学风从质直趋于抽象,从繁琐趋于简约。魏末思想家何晏、王弼、钟会、裴徽、荀粲等,或会通儒道,或校练名理,魏晋玄学兴起了,学术新思潮汹涌澎湃。《世说》中的《文学篇》,详细描述了魏晋思想界的崭新局面,尤其是两晋清谈,最具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性质,有着无上价值。读《文学篇》,可以具体了解中古学术史上不少重要的论题以及理论分歧。比如钟会撰《四本论》毕,可知才性四本指才性同、异、合、离;何晏与王弼清谈,可考见清谈的基本形式;王弼诣裴徽,可知他如何会通儒道;殷浩见佛经说:“理亦应在阿堵上。”证明东晋名士已为佛教哲学征服;殷浩、孙盛、刘惔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可知东晋《易》学不同派别的争论……至于魏晋名士殚精竭虑、互争胜负的理论较量,以及评说优劣长短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魏晋人喜好哲思和辩论的风气,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见。然而,如何评价魏晋清谈,不仅在当时,甚至在后世都有严重的分歧。批评者以为清谈祖尚浮虚,导致西晋灭亡,称王弼、何晏之罪深于夏桀商纣。赞美者以为西晋乱亡,非庄老之罪。平心而论,西晋灭亡的主因是王室内部的争斗,与清谈无关。亡国的责任,也不能让哲学家来承担。清谈对哲学、艺术、文学的贡献巨大,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美学风格,不能以儒者之见一笔抹杀魏晋清谈。如果能结合中国经学史、玄学史读《世说》,就会对魏晋清谈的理论贡献有更清晰的认识。

传世之汉乐府民歌的价值由此得到了深刻的说明和估计。余先生又写道:

《文选》是赋、诗、文都选的,一共有七百多篇;稍后又出现了一种专门选诗的总集《玉台新咏》,影响也非常之大。萧梁中期以后到陈,有一场来势凶猛的“宫体诗”运动,读《玉台新咏》即可了解这一运动的概况和特色。宫体诗风一直影响到隋及初唐。

《世说》之“新”,再次是审美观念之新。在儒家礼仪和两汉经学的束缚下,汉代整体的美学风貌是朴拙、饱满、温润敦厚,汉赋和古诗十九首是杰出的代表。魏晋时期思想解放,个性高扬,人的生命与情感得到肯定与赞美,美学观念遂发生重大变化。从两汉质直、古朴、庄重、繁缛之美,转变为魏晋的玄远、空灵、简淡、清朗之美。宗白华曾说:“自然美和人格美,同时被魏晋人发现。”又说:“‘世说新语时代’尤沉醉于人物的容貌、器识、肉体与精神的美。”(详见宗白华《论和晋人的美》,载《美学散步》)确实,人格美和自然美是《世说》最重要的两个美学概念。上文言及的魏晋风流,本质是新型的人格美感。《世说》品藻人物用语繁多,常见清、简、远、真、神、朗、通、雅等字,与这些字搭配,又形成清通、清真、远志、远意之类的词,这些品藻用语实质上是不同的人格审美范畴,所指意义很抽象,可见魏晋人物审美已臻精细的程度。对于这些品藻用语,须要细细辨析和体会,方能理解不同人物的美感差异。

本文由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发布于中国史,转载请注明出处:什么是总集,写于余冠英先生诞辰110周年前夕

关键词: